妈妈给女儿停掉抗抑郁药换成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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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岁杭州女孩郑灵华因粉色头发遭遇大规模网暴致情绪抑郁而去世引发关注，网友们一边谴责令人发指的网暴行为，一边也为年轻生命的逝去感到惋惜。

　　而此前，失踪106天后，江西15岁少年胡鑫宇的遗体在学校后山一处粮仓被发现，官方通报系自缢身亡。在痛心花季少年陨落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为什么现在的青少年越来越不快乐了？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指出，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20%，接近于成人。有研究认为，成年期抑郁症在青少年时期已发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戴锦华也在访谈中表示，她观察到一个让她相当痛心和无力的现象：“越来越在富裕的年代成长的、越来越在完备的教育和丰裕的物质生活当中长大的孩子，他们好像有越来越严重的精神问题、心理问题、越来越普遍的焦虑抑郁的状态。而我同时感觉到的是，他们的那种对于未来人生的某一种消极状态。”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我们应该为孩子做些什么？如何听到孩子们的呼救、减少悲剧的发生？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走进学校心理辅导站、抑郁科诊室，对话校园心理辅导老师、抑郁障碍病区主任、从事高校心理健康工作多年的心理咨询师以及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一同探求答案。

　　开学季，心理辅导站很忙

　　亲子关系、家庭氛围、学业压力，

　　困扰着他们

　　杭州一所中学的心理辅导站位于学校的综合楼，离教学楼只隔了一段几十米的廊桥。刚下课的孩子们从附近的教室里鱼贯而出，热情地向蒋平打招呼：“蒋老师心理课什么时候上呀？这周吗？”

　　蒋平是这所中学唯一的专职心理老师。在他入职前，心理辅导站的大部分工作是由美术老师兼站长的张丽宁承担的。开学初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张丽宁正在放松室里查看昨天没按时报到的学生名单，蒋平则在为全年级心理筛查做准备，这是孩子们在开学后必经的测试。“这也是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第一次开学，有的孩子来学校上学有点困难，我们就会联系家长了解情况。”张丽宁告诉记者。

　　心理辅导站分游戏区、宣泄室、放松室、辅导室等区域，每天会有一位心理老师值班。孩子们喜欢这里的器械和宽敞明亮的环境，午休时间也会来这里玩耍。走进心理咨询室，不再是一件陌生遥远或是令人讳莫如深的事情，而是校园生活的一部分。

　　心理辅导站的展板上贴着孩子们在心理课上写给自己的新年贺卡，记者发现，其中不少孩子期待自己能在将来的考试中有个好成绩。

　　蒋平说，小学生主要是因为发育障碍，存在注意力缺陷、孤独症、感统失调等问题，由家长或班主任带来这里做特殊教育方面的训练。“初中的孩子自己过来比较多，困扰他们的主要是亲子关系、家庭氛围、学业压力、和网络成瘾等问题。”

　　心理测评量表的结果能够较快地筛查出心理状况出现异常的学生，2021年和2022年，学生因为疫情长期居家上网课，检测结果出现异常的比例大幅增长。张丽宁记得，有位初三的孩子在疫情期间的心理测评结果显示重度焦虑和重度抑郁，并且存在长期失眠的情况。张丽宁想和他沟通，他却说自己没问题，要备战高中考，没时间做心理咨询，已经在吃中药调理睡眠了。

　　张丽宁多次联系家长，希望对方能带孩子去医院做个具体检查，谁想却被对方认为是老师故意刁难。

　　后来家长带孩子去了医院，在医生的询问中，孩子说，他已经走不进校门了，觉得自己被竞争氛围包裹着、喘不过气，宁愿在家自学。孩子的这种想法，从没向家长或老师表露过。

　　一次的倾听陪伴显然不够，即使在长程的定期心理辅导下，心理老师能做的也很有限。

　　有个孩子小升初不适应，成绩一落千丈，但父母只奇怪孩子的成绩怎么突然这么差，却并没有重视孩子提出不想上学、想去看病的诉求，“妈妈觉得她是因为不想上学、小题大做，这无疑把孩子推向了另一个深渊。”

　　“和孩子聊了好几次，我才知道，从幼儿园开始，她家里人就要求她每天弹好几个小时钢琴。父母都是国内顶尖大学毕业的，觉得孩子厌学是作。初三她再来找我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自杀倾向。”张丽宁告诉记者，就诊后，母亲甚至擅自让孩子停掉了需要定期服用的抗抑郁药物，给她换成了维生素片。

　　心理课的设置至关重要。蒋平发现，学生们能在每月两节的心理课上找到共鸣，他们渐渐建立起基本的心理认知，改变了原本对心理问题的偏见和误解，“有的学生也会因此产生对心理学的好奇和兴趣。”

　　蒋平介绍，心理课的内容包括人际交往、生命教育、自我认知、沟通教育等方面。不少孩子会在下课后找他倾诉自己的烦恼：家里添了弟弟，觉得自己得不到关注；考试压力很大，怕被父母批评；学习成绩不好，越着急越不能集中注意力学习……

　　蒋平通常扮演着亦师亦友的倾听者角色，在讲述的过程中，孩子们积压的情绪得到纾解，他再结合心理学的方法，帮助孩子们解决问题。

　　“我们学校有三千多位学生，团队一共有二十位左右的老师，除了我和张老师，其他人都是兼职的，是对这份工作有兴趣的。”蒋平希望能够增加心理课的频次，因为需要心理健康教育的不仅是孩子，还有家长和老师。

　　“尽管我们提供了很多家庭教育沙龙和课程，但往往是重视的家长更重视，不在意的也不会主动报名。”蒋平说，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需求不同，紧张的家庭氛围、不合理的家庭分工和失衡的家庭结构都会给孩子造成阴影和负担。“有的孩子在幼儿园期间就经历了创伤，如果在这之前，能有相关培训介入家庭教育，就能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抑郁科诊室，一半就诊者是青少年

　　冲突、焦虑、幻听和自残，

　　纠缠他们

　　早上九点，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三号楼一层的门诊等待厅里已经坐满了人。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精神六科病区（抑郁障碍病区）主任谭忠林正在抑郁科诊室里查看患者的抑郁自评量表。“你现在处于情绪波动边线，抑郁和焦虑的评分比较高，睡眠评分14分，人际关系偏敌对，你觉得这个结果符合你自己的情况吗？”谭忠林温声询问对面的女孩。

　　和大多数由母亲陪伴着前来就诊的青少年不同，女孩是自己一个人从外地赶过来的，她的手指下意识地抠着指节表层的皮肤，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因为抑郁症，16岁的女孩从高一开始经常请假，这次来就诊是因为自己“最近情绪激动、很会哭”，她问谭忠林是否需要加大药物剂量。谭问她，“最近一周，开心的感觉能否持续三天”？她咬了咬嘴唇，轻轻摇了摇头。

　　患者的症状并不相似：17岁的女孩坐在就诊椅上就开始掉眼泪，她拉开袖子，小臂上密密麻麻的划痕，新的旧的。她吃了很多药物，住了几次院，希望谭忠林能为她开ECT（电休克治疗）治疗单以及休学证明；一个初三的女生常常幻听有很大的声音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她时而焦虑自己的身材，时而焦虑未来，提起学校就烦躁激动，想做的事情不能忍受一点拖延。尽管谭忠林建议她可以适当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但在她家乡的县城找不到合适的心理咨询师。

　　诊室里并不总是平静的对谈。在母亲看来，13岁的儿子自从上网课后平板电脑不离手、“作为一个学生，寒假作业也不做”，她希望寻求医生的帮助，改变儿子昼夜颠倒的作息。

　　在母亲陈述时，儿子一直在笑。谭忠林询问：“量表结果显示正常，你觉得是否符合自己的情况”？男孩看向母亲，反问：“她一直在旁边让我选那些好的，我选不好的就问怎么可能、哪有那么严重。量表结果怎么会不好？”

　　谭忠林告诉记者，当天就诊的22位患者中，12岁到18岁的有8位，其中6位女孩，2位男孩。18到25岁的有3位。他认为，疫情期间，青少年的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长时间居家容易让亲子关系变得紧张。同时，缺乏同龄人的交往环境下，青少年能获得的人际支持减弱。

　　“2018年以来，每年来抑郁科就诊的都在增加，其中低龄患病者越来越多，小于15岁的就诊人次，2018年3148位，2021年10613位，2022年的数据还没出，但肯定会增长。”谭忠林说。

　　在青少年时期产生的创伤或许在漫长的十几年内也难以弥合。有母亲带着女儿来诊室，女孩因无法工作辞职了。

　　女孩说，情绪出现问题已经十几年了，母亲拿着牛奶和茶叶蛋不住叹气：“当时以为是青春期叛逆”。

　　另一位已结婚生子的男士则不住敲打自己的头，高二下半年的一场考试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当时整个头像被钢丝撬开一样，被爆竹崩开似的。”他从此无法开始想题，放弃了学业，二十多年来，失眠和吃不下饭纠缠着他。

　　“符合诊断标准的抑郁有多种因素。对青少年这一年龄段来说，人际关系、学业压力和亲子冲突是最常见的三个原因。”谭忠林说。

　　关注抑郁症久了，谭忠林发现，当他询问患者心情不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患者通常会往前推很久。当询问父母时，他们又会觉得没什么特别的点。

　　“这个点就在于，家长觉得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看起来和平常一样就没什么问题。”

　　因此，在青少年自杀死亡的事件中，父母通常会有很大的情绪反应：一切都挺正常的，怎么一下子就自杀了？实际上在此之前，这些孩子已经走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痛苦但无能为力的路程。

　　孩子处于压力链条最底端

　　狭窄的竞争赛道，

　　扭曲着他们

　　北京大儒心理徐凯文博士在高校从事心理健康工作多年。回顾近二十年高校的情况，他发现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高校心理咨询量、危机干预量，基本上是10年前的10倍。同时，心理健康问题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在中小学阶段更是日益严峻。徐凯文认为，在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四个因素中，学习压力是第一位的。

　　“对我们70后来说，考上大学的比例更少，但为什么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严重的焦虑，因为现在普遍认为考上名牌大学才行。”徐凯文表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社会急剧变化，教育观也发生了扭曲。

　　一次，徐凯文跟女儿聊天，问她同学当中有多少人是厌学的。女儿反问：“现在谁不厌学？”徐凯文又问：“学习真的没意思吗？”女儿答：“有意思，但是当它变成考点的时候就没有意思。”

　　“我可以这样讲，如今我们的孩子，是处于整个社会压力焦虑链条的最底端。所有成人的焦虑和压力，会层层传递到孩子身上。学校要出成绩，要提高升学率，家长就会很焦虑”，徐凯文说，“这种焦虑传递到孩子这里，孩子们会自我否定，有人‘躺平’不干了。”

　　浙江省少年警校发起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翠芳也指出，城市化的进程导致了很多新型留守儿童的出现，父母见不到，爷爷奶奶管不着，就会非常依赖和老师、同学之间的关系，情感支撑较为薄弱。但社会结构的快速改变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都在不断产生高压，使得孩子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复杂。

　　“压力前所未有的大，支撑自己的力量又很薄弱。”徐凯文这样总结当下青少年面临的境况。他认为，现在的教育环境过于功利，孩子们都在一条狭窄的赛道上相互竞争。因此当孩子发现他们达不到这个标准，他们对自我的价值判断会产生崩塌，很容易被否定、被打击。

　　徐凯文指出，双减减掉了部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但并没有减掉家长的焦虑。一方面，家长会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观来对照孩子，和孩子在高速运转的时代中所接触到的独立意识产生矛盾，甚至发展为亲子冲突。“家长焦虑地花了最后一分钱给孩子找补习班，孩子学得很痛苦，甚至不想去学校，双方都非常疲惫。”另一方面，教育资本市场贩卖焦虑，升学考试的重要性被不断强调，卷的氛围已经从高中下沉到了初中、甚至小学。

　　然而考上大学并不是终点，徐凯文观察到，无论是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都可能出现出现了空心病，即“价值观缺失所致精神障碍”的状况。竞争始终存在，即使上了大学后，大学本身没有升学率的要求，但孩子们已经习惯“卷”自己了。

　　徐凯文曾做过一个统计：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其中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还有40.4%的学生甚至认为人生没有意义。

　　他表示，这次的开学非同寻常，孩子们刚经历了三年的疫情，缺少玩耍和同伴交往。他建议学校不要一开学就考试，一开学就比成绩，不要让孩子们快速面临考试成绩的考验和压力，而应当设置一些促进同伴交往、师生关系的文娱活动。“开学后要开展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评估，做到危机管理前置。最重要的是让教育回归立德树人的本质，让孩子们能够专心地学习、痛快地游玩。”徐凯文说。

　　对于现阶段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谭忠林也指出，首先考虑心理行为干预，然后才是药物治疗。

　　“目前我们整个社会的前期干预是不够的。”他说，家庭教育、亲子沟通的模式以及学校对学生心理状况的管理关注都能在干预过程起到重要作用。“越严重的个案，治疗起来越困难的，你会发现跟他们的亲属沟通也很困难。这个家庭可能本身就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经济、疾病、恶劣的夫妻关系等。”

　　他建议，学校可以提高对学生心理疾病的识别率，同时提升心理咨询老师的专业技能。在学科成绩之外，为学生提供更多发展兴趣和爱好的机会，让他们能有各种途径找到自己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目前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治疗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一是就诊率，很多人意识不到这是病，需要接受专业的帮助。第二个就是规范治疗，相当一部分病人没有完成系统的疗程或是早早停药。”谭忠林表示，如果药物治疗不能持续作用，当情绪诱因再次出现，抑郁症非常容易复发。而青少年本身情绪波动性很大，和病理性的波动结合在一起，有时候要区分比较困难。只有经过急性期、巩固期、维持期这样一个彻底的系统治疗阶段，才能说是完全康复。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蒋平、张丽宁为化名）

　　来源：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 潘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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